再过一个月就到春节了，对于许多在外辛苦了一年的民工来说，也应该开始收拾行囊，准备回家了。对于他们来说，回家不仅意味着与自己的亲人团聚，还意味着作为儿子、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他们，应该给自己的亲人带回来一笔钱，也带回来新的生活希望。然而在冰天雪地的沈阳，我们的记者却见到了这样一批民工，他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却因为领不到一分钱的工钱而有家难归。2001年12月底，记者在沈阳市浑河南岸的建筑工地上，看到许多这样的民工，他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在瑟瑟的寒风中，冻的浑身发颤，可却身着单薄，有的甚至还穿着秋天的衣服。

　　这些民工多是湖北来的，现在这儿有刷油漆的，搞土建的都不少。他们说都坑到这儿了，按工期早就完了，现在等了一个多月，还没有什么消息。谁把他们找来呢？都是朋友介绍过来的。

　　民工们告诉记者，盖大楼前说好，一个月一发工资，可直到他们负责的工程已经完成，也没有拿到工资。从干活到现在，6个多月过去了，1分钱也没有拿到。而且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眼看快过年了，可工资还是没着落。由于拖欠工资，而被困在沈阳的民工远不止这些。我们一连走了四个建筑工地，每个工地都存在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少则拖欠两个月，多则拖欠近一年。拖欠每个民工工资数额从1000元------10000元不等。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那么多的民工被拖欠工资呢？我们以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建筑工地为例进行了调查。这四座排列整齐的大楼，是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城外商生活区二期工程。大楼的建设者就是这些民工。我们绕道工地的大门口，发现了这样两块广告牌，上面清楚的写着：开发商甲方是沈阳市巨臣房屋开发公司，施工单位乙方是沈阳市山盟建设集团。那么，这里的民工是不是山盟建设集团的工人呢？交谈中，我们感觉到，尽管施工单位山盟集团的牌子高高耸立，但工人们并没认为自己与山盟公司有什么关系，也不属于哪个公司，他们只知道自己的老板是眼前这个人，包工头于洪和。

　　记者问：“那底下这些工人都是你的？”

　　于洪和说：“都是我雇的。”

　　“他们的工资应该是谁签发？”

　　“他们的工资应当我签发。”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们钱？”

　　“上头不给我钱，我也没办法。”

　　“那你怎么不去要？”

　　“要了，他们说让我找说开发商给钱，我就给你们钱。”

　　于洪和，一个施工队的包工头，他从家乡带来了30多个人，负责其中一栋楼的工程。可于洪和也不是山盟集团的，他的老板叫吴佐干，是沈阳辰宇建筑公司的。施工单位明明是山盟集团，为什么又出来个辰宇建筑公司呢？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记者和于洪和一起来到工地临时搭起的办公室，找到了吴佐干。

　　于洪和问：“我们盖这个楼7号楼结构这一块，应该多少钱？”

　　吴佐干说：“我不告诉你了吗，马上就结，你先把工人都打发走。”

　　“不处理完，没法打发。现在怎么打发，钱没有，不给人发路费，人家不走。”“给他们结帐，算一下工资。”“钱不够，怎么打发，没法打发。你现在让人走，人走了怎么给算帐呀。”

　　吴佐干想让工人马上离开，可工人们没拿到钱说什么也不离开。事后，于洪和讲，他得罪不起吴佐干，否则以后就没活干了。对工人们来说，他是甲方，对吴佐干来说，他却是乙方；再追上去，吴佐干也是乙方，可究竟谁是吴佐干的甲方，他也不知道。现在，吴佐干手里也没钱，因为他的甲方也没给他钱。记者试图从这里调查，看看这个工程究竟转了多少手。可当我们去找辰宇建筑公司时，却找不到人。而山盟集团除了这块广告牌，更是渺无踪影。当时他们没有签过任何协议，只有一个口头协议。

　　拖欠工人工资的问题，同样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此时，我们一直找不到的开发商，沈阳巨辰公司终于派来了代表。他说他不是工地这边的人，是公司的一个代表。他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拨给承包方初步统计，不算实物有200多万。付给工人的工资是不成问题。

　　这位代表还表示，在里边有个承包商有个层层承包的问题，二包三包拿到多少钱，可能到工人手就没有多少了，主要问题在这儿，很多承包商好几个承包商，不止这么一个，对现在在场的工人指的都是辰宇的，200多万就这一个承包商给他就是200多万。

　　巨辰公司代表的这番话当即引起了工人们的反驳，“找大包要钱。”

　　问题究竟是出在开发商身上，还是出在施工单位身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友谊城外商生活区二期工程，开发商沈阳巨臣公司与施工单位沈阳山盟集团当初签的工程协议，实际上只是形同虚设的一纸空文。因为施工单位根本不是山盟集团。

　　在建设工程招投标中，国家早已明确规定：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转包给他人，禁止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全部建筑工程肢解以后以分包的名义分别转包给他人。

　　工程转包在这个工地只是违规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记者还发现，数以百计的民工竟没有一人签过劳动合同。“我跟他们也没有协议，就是按月开支。”

　　民工们没有合同，一切也就没有了保障。可是，没有保障的也远不止这些，还有这些已经盖好的大楼。工程层层转包，工程的质量谁来负责呢？记者问：“那你有没有盖楼的资质？”

　　“没有。”

　　“那这个一包怎么会找到你？”

　　“现在沈阳都这样。”

　　“怎么都是这样？”

　　“都这样。”

　　“你给我举几个例子，为什么沈阳都这样？”

　　“大、二包都这样。”

　　就在我们对建筑工地出现的问题紧锣密鼓地进行调查时，我们从北京专程来沈阳采访的消息也不迳而走。一天下午正在接受我们采访的于洪和突然不见了。不一会，民工住的地方来了一伙人，先是把民工的行李搬走，而后，将民工住的房子钉死。三个小时后，于洪和拿着一兜钱回来了，并告诉我们老板让工人马上撤离。我们觉得这事有些蹊跷，便问个究竟，可民工再也不说什么了。第二天，我们再次来到工地，民工已经不见了。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从远处跑来一些民工，当得知我们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时，才向我们讲述了那天下午发生的一切。

　　“把我们6号楼抹灰的工人叫去之后，给民工一个人拿2000元或3000元，但当时他们都没有写字据。反过来之后，他们又把钱要回去了，然后每个人再给100元、200元生活费钱，当着(报社)记者的面是每个民工发给2000元或3000元，实际上弄虚作假，这个给拍下来了，今天见报。”拖欠工人工资，民工被困沈阳引起沈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当记者离开沈阳时，部分民工已经拿到工资开始返乡，但是工程转包、建筑工地混乱的状况仍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如果不彻底根治，到春天建筑工地重新开工时，今天的一切将会重新上演。民工回家难的事情已经引起沈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当记者离开沈阳时，部分民工已经拿到工资开始返乡。对建设工程层层转包的问题，国家早有明令禁止。然而在有些工地上，在有些工程里，还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甲方乙方，就在这种看似层层负责的合同当中，劳工的权益和工程的质量也层层流失了，诸如此类的建筑市场黑洞也就由此而生。在垮塌的重庆綦江彩虹桥、决堤的江西九江大堤上我们不是都能看见这些黑洞的影子吗？

　　经济半小时记者/王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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